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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时的玩伴友情文章

来源:长风文学网   时间: 2020-11-17

在淮河北岸的乡村一直有这样一个习俗,孩子出生之后一般会根据家人的喜好、愿望或者忌讳给孩子起个“小名”,等到长大之后(十三、四岁)由家人或者当地有文化的人(例如私塾先生)根据家族的辈份取一个“大名”(或者叫学名)。进入1949年之后,主要是国家施行义务教育的缘故,一般人家会在孩子上小学时由家长或有文化的长辈起个“大名”,也有的由学校的老师根据其家族辈份或个人情况起个“大名”。这个习俗在今天的淮北乡村仍然存在。

我记忆中儿时的第一个玩伴“大名”叫周玉喜。由于认识的时候他刚上小学一年级,“大名”刚刚起好,所以,许多人仍然叫他“小名”,他的“小名”叫“大瓜”。我不知道为何他的父母给他起了这样一个“小名”,也不好意思冒昧去问,也就随着大家一起叫,时间稍长就习惯了,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

1970年代初期,我家搬到距淮河北岸不远的一个叫张店的小镇,住在小镇最南面的小学里,我的母亲在这里教书。我大约五岁的时候开始上学,实际上,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上学,只是母亲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不放心才让我和姐姐一起上学。在这里,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儿时的玩伴——周玉喜。

周玉喜家离学校只有七、八十米距离,在小镇的最南端。他的母亲是个裁缝,在小镇上有一个裁缝铺,他的父亲在小镇供销社工作,专卖布匹和鞋子等日用品。他有兄弟姐妹七个,他排行老五。他比我大几岁,在当时的淮北乡村,孩子一般都上学较晚,八、九岁或者十多岁上学是寻常的事情。

他最早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家里有许多“小人书”(连环画册),这一点足以使我着迷。我记得从他那里借读的第一本“小人书”是《红色娘子军》,以后又看了上百本各种内容的“小人书”,并且最喜西安癫痫公立医院欢战争题材的“小人书”。这些“小人书”让刚刚懂事的我知晓了外面的世界。

周玉喜父母的单位以前属于集体所有制,属于城镇户口,后来,母亲被下放到农村,变成了地道的农村户口。他家在农村有自留地,但是,只有他的大哥、二哥和三哥在农村。他的三哥叫周玉刚,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,也曾短暂到小镇的中学当了一年多的代课教师,好像教生物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省农校,毕业后分配在省农业厅工作。

周玉喜和其他乡村里的孩子略有不同,尽管在老家有房屋和自留地,但是,并不住在乡下,一般也不干农活,农活基本上由他的大哥和二哥完成,他只在节假日回去帮帮忙。平日里,他就和父母住在小镇上,帮助父母做点杂活。他的母亲姓陈,小镇上的人都叫她“老陈”。“老陈”精明能干,口才极好,头脑反应非常敏捷。我认识“老陈”不久就把她和电影《沙家浜》里的“阿庆嫂”作了比较,觉得“老陈”的机智和口才丝毫不输给“阿庆嫂”。他的父亲姓周,小镇上的人都叫他“老周”。“老周”在供销社工作,主要卖布匹和鞋袜等日用品。他长得胖胖的,一脸忠厚,不爱说话,见到人总是满脸是笑。

刚到小镇时,我只有周玉喜一个玩伴,除了上学的时间,放学之后也找他一起玩。由于和他在一起玩的时间太长,以至于他不能帮家里做家务,曾经被他的母亲数落过多次。我也只好减少去他家里的次数,但是,上学的时候,我们依然可以有许多时间在一起玩。他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,特别是发生在乡村的事情。他会讲许多的“鬼”故事,我听了之后非常害怕,以至于晚上都不敢出门,有时候还会被噩梦惊醒。即使这样,我还是想听他讲各种各样的“鬼”故事。假期是我们最的日子,我们一起去河里游泳,一起捉鱼摸虾,一起去麦田里偷吃刚成熟的豌豆,癫痫失神发作治疗去红薯地里偷红薯,也去捅鸟窝和马蜂窝。

周玉喜有个舅舅在城里工作,他有个表哥长得高高瘦瘦,当时已经上高中,他的书房里有着几百本的“小人书”以及各类小说杂志等。在一个暑假里,我们从他表哥那里借阅了几乎所有的图书和小说杂志,如获至宝般的一直陪伴着我们四十多天时间。

1974年春,我家搬去更偏远的乡下,尽管距离小镇只有四、五公里,但是,在没有公路又没有公共交通工具,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的情况下,四、五公里也是很远的距离。尽管我和周玉喜见面的机会少了,但是,他仍然惦记着我。他总是会将他得到的最新的“小人书”和小说杂志托人带给我,我偶尔随父母到小镇赶集也会抽空到他的家里,互相聊对方不知道的事情,翻看没有看过的图书。1976年春,我家又搬回小镇,住在小镇北头的中学里,我们又能够经常在一起玩,一起看书,聊彼此都有兴趣的话题。

1976年,唐山大地震后,小镇上也开始“防震”,各家各户都盖起了简易防震棚。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我们根本没把地震当一回事,彼此两家的防震棚成了我们共同的乐园。我们在防震棚里看书并讨论故事情节,忘掉了身边的世界,也几乎忘掉了我们自己。

周玉喜是个聪明且爱钻研的人,他总能够利用身边的一些东西搞出一两项“发明”,这一切都让我大吃一惊,同时也让我对他敬佩的五体投地。

年龄比我大几岁的他还经常带我去周边的不同乡镇看露天电影,几乎每一次都是步行,有时候,要步行至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,我们还是不辞辛苦地前去。看完电影之后往往已是午夜时分,但是,我们还是兴奋地一边往回走,一边讨论电影中的情节,疲惫和劳累早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
我十一岁的时候已经上初西安最权威癫痫医院中,周玉喜也上初中。他的三哥恰好也在中学里当生物代课教师。1978年,他的三哥考上农校离开小镇到省城上学,离开的时候非常诚恳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争取能考上城里的学校。可是,当时的小镇中学师资力量却越来越差,“文革”时期被“发配”来的老师自1976年之后都陆续调回城里,学校分配来的“工农兵学员”出身的教师教学水平又参差不齐,学生们尽管都非常刻苦用功,但是,距离考上中专乃至更高的学府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。

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周玉喜并没有对考上中专或者更好的学校抱很大的希望,初三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上高中,而是做了小镇供销社的售货员。而这个时候,我家搬离了小镇,去了遥远的城市。我在城里继续读高中,由于学业紧张,又没有其他通讯工具,只能通过书信和周玉喜保持着联系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,后来联系一度中断数年,直到我毕业工作之后的某一天我才重新和他恢复联系。

在一次出差的火车上,我遇见了他在阜阳师范学院上学的妹妹。他的这个妹妹叫周玉林,从小我就认识她。这次她恰好放假回家和我偶遇在火车上,从她的口中,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。他结婚了,也有了孩子,只是换了工作单位,去了镇政府所在地的食品站工作。

我们又恢复了联系,可能是家庭和工作上的烦心事越来越多,我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,以至于后来又中断了联系。

进入2000年代以后,我又断断续续知道他的一些消息。他曾经工作的单位破产倒闭了,他成了下岗工人。他也曾经到上海以及“长三角”的一些城市去打工,可能都不是很顺心,做了几年之后就又回到镇上,开了一个销售摩托车的门市部,维持日常。

2008年奥运会即将举行的时候,我盛邀河南治疗癫痫哪家医院他到北京玩玩。他和他的一个亲戚一同前来,我带着他们参观了奥运场馆以及奥林匹克公园,并且希望他们多住几天,看几场比赛再回去。可能是放不下家里的生意,只在北京呆了三、四天,他就要回去。我理解他,也只好依依别去,并嘱咐他下次带上家人一同前来。

他回去之后继续忙他的生意,一直没有能再来。尽管没有再见面,但是,彼此依旧挂念,每逢重大节日,我们总会发短信互致问候。有时候,我因写作回忆儿时的人或事情的时候,偶尔记不起人名或地名,也会打电话去询问核实,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的少儿时代。

他的父亲“老周”几年前去世,他的母亲“老陈”已近90高龄,仍然健在,和他生活在一起。他的三哥一直在省农业厅工作,也曾短暂到县里挂职副县长,后又回到农业厅,也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龄。

今年春节前,他忽然打来电话,问我有没有时间到他家里做客。告诉我,他已经做了外公。我愣了一下之后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。是啊,对于一个生活在淮河北岸小镇的人们来说,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就该有第三代了!而我们相识也差不多四十多年了。

这让我想起在学生时代诵读过的毛泽东主席的诗篇——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中的句子:“三十八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”。当时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,没有什么太多感受,今天想起,我顿然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以及时间的无情。

我又想起我们的少儿时代和我们的。我们都珍视我们的友谊,因为,我们的友谊是从少儿时代走来,因为,它纯净,它美好,它蕴含着真情,它没有任何功利。

我多希望我们的时代能够多一份纯净,多一份美好,多一份真情,少一点功利。我也希望我儿时的玩伴能够健康平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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